王沪宁《美国反对美国》（America against America）
序
从 1988 年 8 月下旬起，我应邀去美国做学术访问，前前后后六个月时间。在这期间，我去过大大小小三十几座城市和近二十所大学，在数十个政府和私人部门做过调查，与众多的美国人和外国人讨论美国。我将每天讨论、访问和观察到的记录下来，于是有了这本书。
显而易见，我是作为一位观察者而非考察者去研究和看待美国这个社会的，可以说，在美国的访问，我是有目的的，这就是更多更细更真实地认识这个头号资本主义国家。我们应当把它当作一段历史、一种文化、一个民族、一套制度来看待，而不把它看作几个抽象的教条的概念。我在 1987 年出版的《比较政治分析》一书中提出了运用历史——社会——文化条件的景观分析社会政治运动的设计。在那本书中，大体上只是宏观框架的设计。此次也试图用这种方法来具体分析一个政治共同体——美国。
所以，这本书根本的目的，不在于它所描绘的那些纷繁多样的层面，那些五颜六色的景观，那些错综复杂的运动，而在于探讨美国这个社会的政治和社会管理过程，尽管本书力图展开尽可能大的层面，涉及尽可能多的话题，但其贯彻始终的分析仍是上述主题。一个社会的发展和流变，与它的政治和管理方式不可分割。可以说，有什么样的政治和社会管理，便有什么样的社会发展。分析和理解美国，离开了这一逻辑是困难的。我只想通过对社会多层面的解剖，来回答一个简单的何题：“为什么有美国？”这个问题虽然简单，但它已远远超出了我的能力，我深知这一点。
本书的方法是用历史一社会一文化条件的框架来分析美国社会，而不把其中任何因素孤立起来考虑。人类的社会生活也罢，政治生活也罢，文化生活也罢，是无限错综复杂的交织的网络。如果想孤立地或者说简单地分析和看待其中的一个问题，恐怕难以奏效。
既然是具体运用上述方法，那它就要求对一个社会的各个方面做出仔细和生动的观察、记录和分析。所以本书的具体描绘和事实记录多于抽象推理。任何抽象推理都只能源自对事实的观察和分析，抽象推理要能够说服人，很重要的一点是有没有令人信服的事实奠基。有时候人们需要做一种工作，这就是提供思维的机会，而非思维的结论。当然，本书中种各种现实生活记录都跟随着我的思维和结论，但我也力图使它能为他人提供思维的机会。
本书以美国为分析对象，因为美国同中国一样，构成了二十世纪人类的一种特殊现象，可称为“美国现象”。“中国现象”就是这个具有两千多年悠久历史的文明古老大国为什么在近代中衰落了？为什么落后于世界现代民族之林？这引起几代仁人志士苦苦思索。而“美国现象”的维度却不同，人们感到疑惑的是：为什么这个只有两百年短暂历史的民族，会成为当今世界首屈一指的发达国家？对于这两种现象，我认为生活在二十世纪的学者有责任加以研究。作为一名中国学者，具有双重的责任，他既有责任研究“中国现象”，也有责任研究“美国现象”。由此方能更好地认识自我和世界，更好地勘探中国的强盛之路。
《美国反对美国》，大概是一个奇怪而又颇为费解的书名。我起这个书名的用意在于表明，美国不是一个简单的均质的整体，用一句话就可以打发掉。在过去的年代，人们从教条主义的观念出发，把美国仅仅看成是“剥削剩余价值”，“资产阶级专政”、看得一无是处，那么现实的美国便会反对这祥的“美国”、僵化观念中的美国。如今又出现了另一种极端，有的人把美国想象成富丽天堂，十全十美，那么现实的美国同样反对这样的“美国”、理想化的美国。包括美国社会本身，它有它的肯定性力量，也有它的否定性力量，凡是在能发现肯定性力量的地方，都能发现否定性的力量。这便是《美国反对美国》的基本意蕴。
《美国反对美国》，表明了社会的基本运动。但凡只要是人类社会，就不可能是铁板一块，就不能也不可能把一个社会都归于一个既定的概念之下。《美国反对美国》，表示了本书试图揭示美国社会中什么因素分别构成这两种相对的为量。我们无法用一句话来说美国是什么，要说的话，只能是：“美国反对美国”。
越是深入地研究美国，越是摆脱了浮光掠影的图景，越容易发现美国社会这种内在的矛盾。作为一名学者，把一个社会当作科学研究的对象来加以研究，就不能用玫瑰色来涂抹自己的对象，当然也不能用煤灰色来涂抹它。而应当客观地辨别这个社会的利弊所在。总的说来，学者对既存的事物都应持批判的态度，这是推进社会发展最重要的动力。对美国，我是持这种批判态度的。值得注意的是，美国社会上存在的各种机制，无论是好的还是坏的，均是这个社会历史一社会一文化条件的产物，只有在这个环境中它们才存在，不能简单地将它们套用到其他社会中去。在这方面，不同国家之间不可能简单模仿。
美国是一个大国。在这个大国里，举出一种美国形象来，就可以举出一种与之对立的美国形象。如一般认为，美国是富甲天下的国家，的确，生活在这个地方的不少人很富有，富到拥有私人喷气客机的也不乏其人。大多数民众的生活也可以讲是“安居乐业”，普通人家一般都拥有小汽车等设备。但如果说，这就是美国，那人们马上就可以描绘出另一种美国。在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有一块地方被称为“人民公园”（People’s Park）。所谓“人民公园”，原是伯克利分校的一块空地，但后来被无家可归的人占据。我在的时候，每天大约有上百名穿得破破烂烂始无家可归的人在那里过夜，他们有的用破布搭了小账篷，有的就在地上铺上报纸，席地而睡。这些美国人肮脏、污秽、无精打采的样子，无论如何不符合美国的概念。每天早晨由教会慈善机构来发早点，大学的游泳池定期开放，让他们来洗身。就在布什宣布就职第四十一任总统那天晩上，我看到在旧金山的布什大街两旁髙楼的门洞里，睡着不少无家可归的人。这不是美国吗？这是美国吗？恐伯不能用一字来回答。
一般人也认为美囯是一个西方民主国家，而且是一个典型的西方民主国家，美国人也以此为荣。宪法、竞选、三权分立、公民参政，如此等等，显示了这种制度的一个侧面，但从另一个侧面看，每一个平民百姓真的能主导这个国家的政治吗？我在本书中的分析表明，主导政治的权势集团是凌驾于平民百姓之上的。在美国的资本主义制度下私有财产对政治民主制约，不能忽略。连美国学者都表示过在经济权力的差别是那么大，以致一个集团可以用非政治手段来决定另一个集团祸福的地方，一种政治的民主就不可能发挥适当的功能。因此，真正的政治民主必须包含着被统治者有通过他们的代表来控制经济政策的权利。”（悉尼胡克：《理性、社会神话和民主》，第286页）美国的经济决策权主要地控制在私人财团手中。这是民主吗？这是不民主吗？恐怕也不能用一字来回答。
像这类悖论，比比皆是。说的是美国是一个富得流油的国家，也可以说美国是一个穷人满街的国家；说美国是一个典型的西方民主国家，也可以说美国一个不那么民主的国家；说美国是一个教育发达的国家，也可以说美国的教育问题成堆；说美国是一个平等至上的国家，也可以说美国并不那么平等；说美国是一个稳定发展的社会，也可以说美国是一个危机重重的社会。如此等等，我的想法是，用事实的的美国反对想象中的美国。
美国仅是一个资本主义国家，也不能代表所有的西方资本主义社会。我仅仅想通过美国这个个案的研究，来促进我们对资本主义的认识，间接地也促进对社会主义的认识。
一百五十年前，马克思和恩格斯就在《共产党宣言》中宣布： “随着大工业的发展，资产阶级赖以生产和占有产品的基础本身也就从它的脚下被挖掉了。它首先生产的是它自身的掘墓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 263 页）列宁在本世纪初早就宣布帝国主义为“垂死的”和“腐朽的”。这么多年过去了，应该说，资本主义依然在发展，并且不可低估。历史唯物主义的判断和分析，从历史发展来看，是正确的。但历史唯物主义指示的人类社会犮展规律，需要历史条件的成熟。在这些条件没有成熟的时候，任何主观的判断反而不符合历史唯物主义的逻辑。长期以来，受意识形态强化的推动，一度对资本主义全盘否定，这一是受了教条主义的影响，教条主义使人们无法客观地、科学地判断资本主义社会，二是“左”的思潮的影响，一切以阶级斗争为纲，这于扰了我们对整个世界的透视，也妨碍人们借鉴其他国家的先进经验。不仅妨碍这一点，实际上也妨碍了人们正确认识和把握资本主义的弊端。
作为人类社会，无论是什么制度，都会有矛盾，冲突，需求。了解不同的人类社会通过什么方法来解决矛盾，缓和冲突，满足需求，应该是有益的。如若我对这些问题的分析，有助于中国社会的发展和进步，那就实现了我的初衷。
我想，对任何事物的认识，首先是准确或者精确地了解和把握它，然后才是分析和评价。本书即本着这样的逻辑。
本书共有十一章，我想在这里扼要点明一下：（1）社会不均衡发展及其诸特点；（2）主导政治生活的价值观念及其流变；（3）民族的多样性格及其社会功效；（4）调节人们社会活动的正式和非正式的机制；（5）在社会上活跃的政治力量及其关系；（6）竞选中的民主和非民主因素；（7）自上而下的政治运作及其特征；（8）非政治的协调机制及社会化的管制；（9）文化、价值观念乃至制度的复制与教育的关联；（10）思想在社会发展和管理中的作用；（11）危及未来发展的种种潜流。
虽然这十一章包含了不少方面，但由于对象是一个庞大的国家，所以实际上涉及的面只是美国社会有限的层面。从这个角度看，我想本书有两点不足：
第一：本书所涉及的面有限，不可能涵盖美国林林总总的各个层面，因此应该说有局限性。不能说这些面能充分地反映本书所要探讨的主题。我想做“窥斑见豹”的事，但问题是“斑”找到没有。我想是找到了一些，但不多。好在我们可以找到大量其他的文献，可以弥补本书的不足。
第二，我是作为一名观察者而非考察者来分析美国社会的，对不少事物均属于走马观花，有些数据及材料虽有来源，但达不到严格的统计学水准。恐怕对有些问题的论述，会是主观判断，甚或谬误。因此我希望人们从宏观社会学的角度来读这本书，而不要把它当做微生物学。
另外，在这本书中，我也不想用太多的思辩分析和理论引证来折磨读者，本书的目的不在于此。
最后，我要感谢很多机构和朋友，他（它）们对本书的成稿起了极大的作用，没有他（它）们，本书是不能写成的。
从机构来说，我要感谢美国政治学会（APSA），中国政治学会代表团应美国政治学会的邀请，由美方安排了非常丰富的计划，尤其是往美国实际政治运作方面，中国政治学会，给了我这样一个机会；美中学术交流委员会（CSCPRC），邀请我在代表团结束访问之后在美国做三个月的访问学者，提供了全部费用；复旦大学，安排出这样长的时间让我离开教学工作，使我有时间研究这一课题；爱荷华大学（The University of lowa）政治学系在三个月的时间里接待了我，并向我提供了所有研究和办公的便利；密歇根大学的中国文化研究中心，俄亥俄州的迈阿密大学政治学系，加利福尼亚大学圣地亚哥分校国际关系学院，它们都安排我做了短期的访问；加利福尼亚大学的伯克利分校的东亚研究所，我在那里做了三个星期的访问学者，受到热情的接待。最后我要感谢日本庆应大学法学部，在那里的一周访问使我获得“太阳帝国”一节的感性认识。
从个人来说，那就太多了，我想感谢：美中学术交流委员会的佛杰纳·严女士，她精心安排了我的访问计划；爱荷华大学的斯代维斯教授和家人，他在三个月中给我提供的便利是任何他人不能比拟的；爱荷华大学政治学系主任道格拉斯马德森教授及全体教职人员，他们帮助我克服了许多困难，其他的人还有美国政治学会主席路辛·派伊教授，迈阿密大学的阿诺德教授，密歇根大学的奥克森伯格教授和李侃如教授，锡拉求斯大学的罗森勃鲁姆教授，加利福尼亚大学圣地亚哥分校的马尔卡勒教授，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莱分校罗伯特斯卡拉华诺教授和高若斯教授；日本庆应大学国分良成教授等人。他们给了我宝贵的帮助。
我要感谢我在美国的中国朋友，他们在美国生活多年，许多见解令我茅塞顿开，他们是郑世平、沈依、陈峰、公婷、周雪光、余旭、王人力、吴丹丽、林至敏、徐骅华、靳平、盖哲娅、赫雨凡、杨日均、黄庚、朱晟等人。他们生活在美国的不同地方，在我到达他们那里时，都得到了最典型的中国式的款待。
我年想感谢倪世雄副教授，我在伯克莱与他朝夕相处，他给了我真诚的帮助。在本书的最后整理阶段，任晓、仇开明、姚勤、郭定平、丁春芳等人帮助整理了草稿，丁春芳精心校读了全部书稿，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我也感谢我们系资料室和办公室的全体人员，他们总是那样乐意帮助我。
我还要感谢我的妻子周琪，她对我的帮助是任何人不能替代的。
王沪宁
1989 年 4 月 1 日
于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
